黄巢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个响当当的角色。以前咱们在历史书上学到他的时候，老师都夸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不过最近这些年，有人翻出了不少关于他的黑料，说他其实是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，根本不是什么好人。
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，向来由后人评说。掌权者往往根据自身立场来定调，而普通老百姓则有各自的见解。角度不同，观点自然各异。正所谓"横看成岭侧成峰"，立场决定了评价的方向。历史就像一面多棱镜，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不同的色彩。
黄巢，一个唐朝末年风云人物，出生年份有两种说法，一说是820年，另一说是835年，祖籍在今天的山东菏泽曹县西北，当时叫曹州冤句。他在历史舞台上的谢幕是在884年。黄巢最为人熟知的事迹是他在唐末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，并成功建立了大齐政权，自己登基做了开国皇帝。
黄巢家里是做盐买卖的，从小练得一手好箭术，马术也不错，读过些书，可惜没考上功名。
唐末那会儿，关东地区闹起了严重旱灾，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到了875年6月，年过半百的黄巢跟着王仙芝一起揭竿而起。不过后来两人意见不合，黄巢就单干了，自己拉起了一支队伍。
公元879年，也就是乾符六年，黄巢带领军队打进了广州城。
公元880年，也就是广明元年，黄巢带领他的军队一路打进了洛阳，接着又突破了潼关，最终杀进了长安。到了长安后，他在含元殿上正式登基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，定国号为"大齐"。这一系列动作，标志着黄巢起义军达到了巅峰，也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。
黄巢的军队被李克用和王重荣率领的唐朝部队打败后，他不得不从长安撤退。这场战斗的失败迫使他逃离了曾经占领的都城。
公元884年，也就是中和四年，黄巢在狼虎谷（位于现在山东莱芜的西南方向）战败身亡，享年六十五岁。
咱们今天不谈黄巢这个人到底做得对不对，单说一件他干的大事：把广州城里十来万阿拉伯人全给杀了。这事发生在唐朝末年，黄巢带着起义军打进了广州城。当时广州是唐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，城里住着不少做生意的阿拉伯人。黄巢进城后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城里的阿拉伯商人、平民全给杀光了，据说有十万之多。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，不仅让广州的商业受到重创，还切断了唐朝与阿拉伯地区的贸易往来。历史上对这件事的记载很明确，虽然具体数字可能有出入，但黄巢确实在攻占广州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。
公元879年，也就是乾符六年，黄巢带着军队打进了广州。那时候的广州城里，住着很多阿拉伯商人，他们在那儿做生意已经很久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阿拉伯商人的数量特别多，甚至比当地的中国人还要多。
广州自古就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吸引了大量阿拉伯商人前来。中国历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，对外来人士友善相待，这种传统让广州成为阿拉伯人理想的定居地。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，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不远万里来到广州，在这里安家落户，开展贸易活动。他们不仅带来了异域商品，也促进了中阿文化的交流融合。广州的开放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，加上适宜的气候，让这座城市成为阿拉伯商人争相前往的热门目的地。
在唐代，广州不仅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都市，其规模仅次于长安和洛阳，更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门户。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，其中阿拉伯商人尤其活跃。他们从这里将中国的特产——茶叶、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运回阿拉伯地区销售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可以说，广州在当时就是中国与外界交流的主要窗口，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。
广州对阿拉伯人来说简直是个香饽饽，一待就不想挪窝了。打从唐朝初期到黄巢闹事那会儿，差不多一百多年光景，来广州做生意的阿拉伯人拖家带口，足足有12万人在这安了家。
唐代对外来商人的政策相当优厚，朝廷专门设立了"蕃坊"来安置这些外国商人。这个措施体现了唐朝对外开放的包容态度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当时政府不仅为外商提供专门的居住区域，还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，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生活。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，充分展现了唐朝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开放胸襟。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，这种对外商的优待政策，不仅促进了中外贸易往来，也为当时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唐朝那会儿，广州的蕃坊差不多就是现在怀圣寺那一块儿。北边到中山六路，南边到惠福西路，西边到人民路，东边到朝天路。这一片儿住着几十万阿拉伯人。
广州的蕃坊享有高度自治权，其首领"蕃长"由当地外籍居民自行选举产生，地位与地方官员相当，不受府衙随意干预。在这里，阿拉伯移民可以安家落户，娶妻生子，开设教育机构，甚至还能参与唐代的科举选拔。蕃坊居民不仅拥有完整的社会生活，还获得了与本土居民同等的仕途发展机会。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，体现了唐朝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融合。
广州成为了阿拉伯商人的重要聚居地，逐渐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"阿拉伯街"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商人还从海外带来了被称为"昆仑奴"的黑人仆从。他们不仅负责日常事务，还被训练成私人护卫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支黑人武装部队规模不断扩大，最终达到了上千人之多。这种独特的防卫体系，既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商人在广州的影响力，也展现了他们保障自身安全的特殊方式。
这样一来，阿拉伯商人就反客为主，觉得自己成了广州的掌控者。他们甚至联合大食国和波斯的军队，把当地的官员赶出了城。史书上是这么写的：
据《旧唐书》所述：“癸巳日，广州传来消息，大食国和波斯国的军队攻打城池，刺史韦利见见状弃城逃跑……”。
根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癸巳年广州发生了一起外敌入侵事件。当时，大食和波斯的军队联合围攻广州城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，广州刺史韦利见选择了弃城逃跑。这些外国军队进城后，不仅洗劫了官府仓库，还放火烧毁了大量房屋。在完成劫掠后，他们乘船从海上撤离了广州。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给广州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，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事件。
大食，也就是古代的阿拉伯，那时候的波斯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波斯了，而是被伊斯兰化后的波斯。简单来说，大食就是阿拉伯的旧称，而波斯国在那时已经经历了伊斯兰化，不再是原来那个波斯了。换句话说，大食是阿拉伯的古名，波斯国已经变成了伊斯兰化的波斯，跟以前的波斯不一样了。总结一下，大食就是阿拉伯的古称，波斯国已经是伊斯兰化的波斯，不再是原来的波斯了。
安史之乱后，唐朝元气大伤，实力大不如前。面对阿拉伯商人的种种行径，朝廷已经无力约束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些外商在唐朝境内为所欲为，地位堪比座上宾，享受着超乎寻常的待遇。
黄巢攻入广州后，立即发布了一道残酷的命令，要求处决所有外族人。他下令焚烧城内的外国商区，特别是阿拉伯和波斯穆斯LIN商人的聚居地。这场屠杀导致近12万人丧生，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，血流成河，景象惨不忍睹。
广州城内的阿拉伯人和黑人遭遇了惨烈的屠杀，幸存者寥寥无几。那些侥幸逃脱的人，也都纷纷逃离中国，仓皇回国，场面极为混乱。
黄巢对阿拉伯商人下了狠手，更狠的是，他派人把广州周边的桑树和其它树木全给砍了个精光。这一举动不仅断了当地的经济命脉，还让生态环境遭受重创。黄巢的手段可谓是又狠又绝，一点余地都不留。
要想从事丝绸买卖，首先得养蚕，而养蚕离不开桑叶。阿拉伯人没了桑叶供应，他们的丝绸生意也就黄了。这样一来，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海上贸易就断了线，连带也挡住了伊斯兰教往广东传播的脚步。
自那以后，阿拉伯商人对来中国做买卖彻底失去了兴趣。他们宁愿选择其他贸易路线，也不愿再冒险前往中国。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双方的商业往来，也切断了中阿之间长期建立的经济联系。对于阿拉伯商人来说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贸易目的地，他们更倾向于寻找其他更安全、更有利可图的市场。这种态度的转变，使得中阿之间的贸易关系陷入了长期的低谷。
黄巢对阿拉伯人的敌意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。他不仅下令屠杀广州城里的所有阿拉伯人，连桑树这种看似无关的东西也不放过。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让阿拉伯人再也不敢踏足广州。在他看来，断了阿拉伯人的财路，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活路。这种极端手段，说白了就是为了彻底杜绝阿拉伯人卷土重来的可能。
根据史料记载，黄巢确实曾大规模屠杀阿拉伯人，具体死亡人数达到十万的说法虽然难以考证，但大量阿拉伯人在这场事件中丧生是不争的事实。关于这个数字是否被夸大，目前还无法给出确切结论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当时确实发生了针对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杀戮事件。
宋太宗上台后，终于重新开放了与阿拉伯商人的贸易往来。不过这些商人却不敢再去广州，而是转道福建泉州进行商业活动。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广州的局势不太稳定，商人们觉得泉州更安全，更适合做生意。虽然贸易地点变了，但双方的商业往来总算是重新建立起来了。
泉州超越广州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港口。那个后来对宋朝皇室下手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，他家好几代人都住在泉州。
关于黄巢在广州屠杀阿拉伯人一事，人们看法不一。有些人觉得他做得对，另一些人则认为太过分了。这事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争议，直到现在大家还在讨论。有人说黄巢这么做是为了报复，也有人觉得他是出于政治考虑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，成为研究唐朝晚期社会矛盾的重要案例。当时广州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，聚集了大量阿拉伯商人，这场屠杀不仅影响了中外贸易，也改变了广州的城市格局。这件事的后果很严重，直接导致了广州商业地位的下降，也让唐朝的国际形象大受影响。
有观点认为，黄巢对阿拉伯人实施杀戮，损害了双方的和睦关系。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黄巢当年对阿拉伯人的行动，实际上阻止了广州走向伊斯兰化，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件好事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广东可能会变得像宁夏、甘肃的临夏或者云南的沙甸那样，甚至可能发展成像斯坦国那样的地区。那样的话，广州可能就会充斥着阿拉伯人和黑人，而“黄巢”这个名字可能就会被误传为“黑巢”了。
有人认为黄巢在广州屠杀了所有阿拉伯人，甚至连桑树都不放过，这事到底做得对不对？你怎么看？
相关文献包括：司马光编纂的《资治通鉴》、五代时期编撰的《旧唐书》、西方学者编著的《剑桥中国史·隋唐卷》，以及阿拉伯商人记录的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。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隋唐时期历史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其中，《资治通鉴》系统记载了这段历史的发展脉络，《旧唐书》则是当时官方编纂的重要史书。《剑桥中国史·隋唐卷》从国际视角出发，为我们展现了隋唐时期的历史面貌。而阿拉伯商人所著的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，则为我们提供了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国社会风貌。这些资料各具特色，相互补充，为研究隋唐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多角度的参考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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